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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周刊》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
2005-11-04 09:28   来源:《商务周刊》杂志 作者:王先林 寿步 王莉萍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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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商务周刊杂志本期封面--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

  王先林 “皖江学者计划”讲席教授,安徽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寿步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莉萍 中国法学会编审

  当前,国外跨国公司都十分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手段抢占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采取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专利—标准”战略,以及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优势谋求市场竞争更大优势和更大利润的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既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一个基本的法律规则。在“入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也需要适应科技、经济发展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来促进知识产权的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能神圣化和绝对化,而必须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界限。知识产权保护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界定和调整问题,它在国内层面涉及知识产权所有人(社会个体)与公众(消费者、竞争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协调,而在国际层面则涉及到不同国家间的利益调整。

  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远不是纯粹的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利益的问题,而往往涉及到多个层面的政策考虑。在国内层面,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处理好鼓励知识的生产与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利用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既要促进知识的大量生产(创新),又要促进知识的快速传播与广泛应用,实现知识产权法律机制(激励机制与调节机制等)之间的协调兼顾。在国际层面,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处理好遵循国际规范与适当保护本国利益之间的关系,各国在不同时期选择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时无疑都是从各自特定的利益出发的,但是对于既有的知识产权国际规范,尤其是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WTO/TRIPs协议)也需要遵守。因此,知识产权应当保护,但保护必须公平合理,而不应该完全脱离一个国家的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实际。

  进一步来说,知识产权不仅存在保护的问题,而且也存在权利行使正当与否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知识产权的获得本身是合理合法的,其实际的行使行为也存在一个是否正当的问题。在这里,知识产权的获得与知识产权的行使是两个问题,保护合法的知识产权的同时必须规制知识产权的滥用。在正确的界限内行使权利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超过了这一界限,就侵害了社会利益,也违背了知识产权法本身的基本宗旨。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市场竞争的有力工具,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争夺市场、谋求更大利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打压我国企业的重要竞争手段。近些年来,涉外知识产权争议(权利人一般为在华跨国公司)频频发生,不仅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从打火机到剃须刀,从彩电到DVD,从电信设备到数码相机,从摩托车到汽车,对我国一些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根据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4年第36期引用的资料,仅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至今影响最大的案例是“DVD 专利联合许可”系列纠纷,我国的DVD 厂商为此支付日、美、欧企业结盟的“6C”、“3C”等30多亿元人民币,还将继续支付数百亿元人民币。2002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因专利赔偿的损失近200亿元人民币,占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1.5%,约占机电产品出口利润的30%。

  随着美国、日本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渐失,知识产权争端已成为他们收复市场的一种主要的非贸易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 后,传统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淡化,技术壁垒的力量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不只是把知识产权当作一个法律手段运用,而是当作一种市场策略在使用。其目的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市场日益扩大的中国企业手中分取一部分利润;二是通过收缴专利费提高中国企业的产品成本,削弱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保卫自己的原有市场;三是打压中国竞争对手,降低中国产品的可信度。

  从法律的角度看,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专有权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依法提起诉讼作为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手段和实施其知识产权战略的一部分,这本无可厚非。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跨国公司频繁的知识产权争议中也存在着超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界限的情况,目的在于对我国竞争对手进行不合理的打压,甚至不正当地将其排挤出市场,这就存在涉嫌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禁止权利滥用既是一种普遍的、基本的法律观念,也是各国法律所普遍规定的基本法律原则。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是私权,这是为世界贸易组织WTO/TRIPs协议所明确承认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本身所具有的明显的排他性使得它更容易被权利人不正当地加以利用,从而也更容易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造成破坏。

  由于知识产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知识产权被滥用的可能性还是被滥用后造成的后果,都会大大增加。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滥用知识产权的例子都不鲜见。例如近几年来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垄断案以及微软在欧盟、我国台湾等地受到的违反竞争法或公平交易法的指控,都涉及微软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而在2003年一度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美国思科公司起诉中国华为公司侵犯其知识产权,以及目前DVD专利权人联盟与我国DVD生产企业之间、美国英特尔公司与我国东进公司之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我国奇瑞汽车公司之间的知识产权争议的背后,也都存在跨国公司涉嫌滥用知识产权的深层次问题。本来,我国建立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的是要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而知识产权滥用的后果则会使这一目的落空,反而会因损害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而阻碍我国的技术创新。因此,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从事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必须加以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竞争政策是各国基本的公共政策,知识产权本身的排他性也决定了其滥用行为往往会造成对竞争政策的破坏。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在《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竞争法、公平交易法等)的框架中——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予以制裁,并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专门性规范,如1995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1996年欧共体委员会《技术转让规章》(EC No240/96),1999年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重新颁布的《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同时,WTO/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也规定,各成员可以在与该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合同的做法或者条件,例如独占性回授条件、禁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强迫一揽子许可等。

  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的主要形式

  
提出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跨国公司的,而是对各类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在我国,知识产权滥用的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跨国公司身上。但是,目前我国本土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没有形成明显的优势,当前的急迫形势是它们面临着一些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打压。《反垄断法》并不反对大企业本身,但是鉴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更容易滥用其优势(包括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因而《反垄断法》需要对其进行“特别的关照”——监督、控制。

  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角之一。据统计,目前,全球跨国公司的总数已达6.3万,跨国公司产值占全球总产值25%,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国际贸易的60%,技术贸易占60%—70%。凭借其人才、技术、管理、资产等的巨大优势,通过全球资源最优化配置,跨国公司在知识特别是技术领域始终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专利和许可费用的跨国流动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总收入的98%。跨国公司由于其规模大,投入多,其所生产和获得的专利等知识产权数量的绝对值是其他类型的企业难以企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其控制和垄断市场的有力法律武器。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日益融入国际市场,中国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角逐的战场,相应的,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将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带到中国。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利用知识产权优势加强其竞争地位的过程,各种涉嫌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了。

  (一)涉及违反《反垄断法》的知识产权滥用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垄断权,本身也并不必然导致其权利所有人具有市场支配力的结论,但如同在其他财产权领域一样,基于知识产权的市场支配力,其获得或维持有可能违反《反垄断法》;即使其获得或维持是合法的,也可能会使权利人在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方面具有损害竞争的较强实力。因此,基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认可的“知识产权既不特别地免于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也不特别地受到怀疑,而是应适用统一的标准和法律原则”(见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4月6日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跨国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同样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制约。

  从实际情况来看,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情形在我国是屡见不鲜的,并且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独占性而主要表现为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包括以各种形式结成战略联盟、缔结国际卡特尔协议或者实施其他形式的共谋,利用在我国市场上取得的优势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在我国市场上不正当地实施企业购并(知识产权获得)等。其中,跨国公司滥用其优势地位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其典型表现为以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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